我们有一种深深的受伤者心态，面对日本时尤其如此。一个受伤者表现其愤怒并没有错，但是当你一遍遍的展示你的伤口时，最初的令人同情就可能转化成缺乏自尊。如果缺乏自尊，这些受伤经验就可能无法转化成真正的精神遗产。在不断重复日本在战争中对中国犯下的暴行后，我却发现其实对于未经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，他们对此并不了解。犹太人不断书写着他们在集中营里的遭遇，对苦难的持续性的细致记忆，使他们可能陷入了偏狭，但同样会使他们保持共同的记忆，这种记忆赋予他们一种凝聚力和面对此刻困难的勇气。
坦白而言，我们对于战争创伤的记忆则是苍白的。距离1931年的9•18事变已77年了，我尚未看到关于中国方面对这场战争做出的全景式的描述，我也没有看到足够有力量的电影、音乐和书籍来记述它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权威著作来自一位美籍华人张纯如，她本应在中国被视为英雄，但她在旧金山自杀时，大多数中国媒体不了解她是谁。每年在这场战争的纪念日时，我总期待看到那些亲历者们的回忆。我读过一本日本亲历者对于二战的回忆，那是《朝日新闻》1995年发起的一场征文，士兵与平民回忆他们的战争经验。
类似的行为在我们却几乎从未真正进行过。当亲历战争的一代人最终离去时，很有可能，我们将丢失真实和细节的记忆。而当细节消失时，所有的回忆和控诉，将简化成一种口号，口号缺乏力量，又随时可能被利用和替换。这不正是今日中国对于日本态度的现状吗？我们对于日本怀有某种意识形态式的反感，当触及到某个敏感点时，我们的情绪被迅速调动起来，但因为没有真实的经验做依托，这种情绪既不够深沉、也不够真诚，它轻易地到来，也轻易地消散。
我一直记得乔治•华盛顿的那句话：“一个沉湎于对其他民族充满爱慕或仇恨情绪的民族，会变成某种意义上的奴隶，也就是这种爱慕或者仇恨的奴隶。”
